作為數字經濟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石，電信業一直是服務業對外開放的焦點領域。2024年10月，北京、上海、深圳及海南四地解除外商投資增值電信業務的限制；同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放寬電信等服務業市場準入。今年4月商務部印發的《加快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工作方案》提出16項支持電信服務及相關數字產業開放發展的試點任務——這一系列舉措推動電信業開放加速前進。

在這一背景下，電信業不僅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也面臨著更為激烈的國際競爭。政策的松綁與市場的開放將推動行業創新與發展，并為國內外企業帶來更多的合作機會。這條始于WTO承諾、興于自貿試驗區試點、盛于制度型開放的演進之路，正在推動中國構建更加開放、包容且充滿活力的電信市場，以期在全球數字經濟的大潮中找準更具戰略價值的坐標。

《工作方案》繪就開放新藍圖

商務部今年4月印發的《加快推進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工作方案》提出，電信領域擴大開放的試點任務包括取消應用商店、互聯網接入等服務業務的外資股比限制等；鼓勵發展數據標注產業，健全數據交易市場體系，支持發展“來數加工”等新業態和新模式；發展游戲出海業務，布局從IP打造到游戲制作、發行、海外運營的整個產業鏈布局。

電信業對外開放是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舉措，對促進行業高質量發展、融入全球分工與合作、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等具有積極意義。《工作方案》一方面加大了開放政策供給，提出取消互聯網接入服務（僅限為用戶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信息服務（僅限于應用商店，不含禁止外商投資領域）等業務的外商投資股比限制，并向外資開放了國內互聯網虛擬專用網業務，外資股比不超過50%，進一步提升外資準入便利化水平；另一方面，加強開放政策儲備，結合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實施情況，提出面向天津、上海等地研究支持進一步擴大增值電信業務對外開放。

《工作方案》為電信業擴大開放繪制了路線圖。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盤和林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工作方案》涵蓋的業務類型呈現多元化與垂直整合的特點。首先是新興業態崛起，涵蓋數據跨境流動、數據要素配置和數據加工產業等。其次是數據產業鏈開放布局日趨完善。以游戲出海為例，《工作方案》提出對IP孵化、研發、發行到海外運營的全鏈條進行推進。最后是技術融合深化，將通信技術、數字技術、制造技術結合，形成工業互聯網等多種應用場景。該方案將直接促進電信市場規模擴大、結構優化，推動新的電信增值服務、創新應用和創新生態不斷涌現，如算力服務向超大規模+邊緣計算雙模式演進。

在地域布局上，記者梳理發現，16項試點任務中的5項任務有明確的地域適用范圍。

其中，“深入推進臨港數據產業園建設，加強壓力測試，在數字經濟國際合作領域探索建立‘監管沙盒’模式”適用于上海；“鼓勵在當地開展以智能標注為特色的細分化、多模態、專業化的數據標注產業，提高數據服務能力”“統籌電信與游戲產業發展，支持開展國產網絡游戲屬地管理試點”適用于天津；“研究設立國際通信業務出入口局，支持重慶西部數據交易中心發揮特色優勢、因地制宜開展促進數據要素開發利用的相關探索，探索建設中新數據海外倉、國際數據中心等服務機構（不含禁止外商投資領域），開展數據過境中轉和離岸數據加工服務等服務”適用于重慶；“研究實施支持進一步擴大增值電信業務對外開放”面向天津、上海、重慶、海南、沈陽、南京、杭州、武漢、廣州、成都等統籌研究。

不難看出，《工作方案》既強化了北京、上海等超大中心城市的創新引領作用，又通過新設國際通信業務出入口局和新增試點城市，推動區域均衡發展，旨在為全國服務業開放提供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通過“取消外資限制、構建數據生態、深化制度創新”三大路徑，推動增值電信領域形成“中心城市引領、區域樞紐支撐、特色城市協同”的開放格局。例如，重慶數據交易中心承接設立國際通信業務出入口局，旨在推動川渝地區的信息通信業發展，以電信通信業帶動川渝地區的數字產業，助力川渝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談及外資企業的進入將會對中國電信業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盤和林認為，這將有利于引入前沿技術，進而實現海內外電信通信產業鏈的協同創新。例如，數據中心的液冷技術和智能通信網絡將大幅提升電信業發展能效和性能，為企業帶來顯著的技術優勢。通過與國際先進企業合作，國內企業可以快速吸收和應用最新技術，提升自身的技術水平和市場競爭力。

同時，開放政策將激發電信市場的活力，促進電信增值業務商業模式的迭代。外資的進入將帶來新的管理理念和經營模式，推動國內企業不斷創新。

此外，在標準對接上，電信業擴大開放一方面促進與國際通信標準銜接，確保國內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具備競爭力；另一方面，電信業開放有利于參與國際通信標準的制定，提升中國在國際通信領域的話語權。這不僅有助于推動國內企業走向國際市場，還將為中國在全球數字經濟中爭取更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對于有意進入中國增值電信市場的外資企業，業內專家建議，在研究了解具體的開放措施和準入條件的前提下，外資企業可根據自身優勢和市場需求，選擇合適的增值電信業務領域進行投資。例如，數據標注、互聯網接入服務、應用商店等新興業態具有較大的市場潛力。可充分利用試點城市的創新資源和政策支持，與本地企業建立緊密的合作關系，共同開發適合中國市場的產品和服務，通過合資、戰略合作等方式，快速融入當地市場。

對國內企業來說，只有通過技術創新提升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力，才能滿足市場對高質量增值服務的需求。可積極尋求與外資企業的合作機會，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逐步優化業務結構，向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務轉型。值得注意的是，企業還應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防范市場、技術、法律等多方面的風險，特別是要在數據安全、隱私保護等方面加強合規管理，確保業務穩健發展。

四大試點城市構筑開放增長極

近年來，中國以優化外資準入政策、深化區域試點探索、強化產業生態建設為抓手，持續拓展電信業對外開放廣度與深度，加速構建高水平開放格局。回顧電信業對外開放的歷程，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電子信息研究所智能通信研究室副主任、高級工程師王翠林將其概括為“從有限開放到歷史突破，業務領域持續放寬”。

具體來說，自加入WTO以來，中國依開放承諾有序擴大電信業務開放范圍，業務探索從邊緣向核心突破、從低附加值業務向高附加值業務延伸，開放重心逐步向信息基礎設施和關鍵技術環節傾斜。履行入世承諾，最初是在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探索開放信息服務業務（僅含應用商店）、存儲轉發類業務兩項的外資股比限制，并新增試點開放呼叫中心業務、國內多方通信服務業務等4項業務。

自2018年起，政策紅利進一步向云計算、物聯網等新興領域傾斜，推動增值電信業務開放升級。2024年，北京、上海、海南、深圳四地啟動更高水平試點，取消互聯網數據中心（IDC）、內容分發網絡（CDN）等5類增值電信業務外資股比限制，為改革開放綜合試驗平臺建設提供政策支撐，標志著電信業開放進入制度型開放新階段。

上述四地在增值電信業務對外開放領域各具優勢。

作為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北京于2015年啟動電信業開放探索，2023年獲國務院批復支持取消信息服務、互聯網接入服務等增值電信業務的外資股比限制，并研究建設國家新型互聯網交換中心。今年2月，在全國13家獲批外資增值電信業務試點企業中，北京占據四席，數量居全國第一，且獲批業務種類最廣，涵蓋互聯網接入服務、在線數據處理與交易處理和信息服務等。據獲批企業之一的空客中國相關負責人介紹，試點獲批后，公司得以通過外商獨資形式開展業務，大大簡化了業務開展籌備所需時間和資源，也加快了數字產品和服務的引入速度，有助于推動航空業數字化轉型。另一家獲批企業電訊盈科是香港電訊在北京成立的全資子公司。該公司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該公司已在北京搭建了業務節點，將為客戶推出的網上交易、在線應用等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未來，該公司還將面向科技研發企業、零售行業、制造業等領域，提供網絡安全管理、信息保護等服務。

在四個試點城市中，最早開放增值電信業務的是上海。2014年，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率先開啟增值電信業務擴大開放試點。在WTO承諾開放的信息服務、存儲類轉發和在線數據處理與交易處理3項業務基礎上，上海增加開放了國內多方通信、國內互聯網虛擬專用網（IP-VPN）、呼叫中心和互聯網接入服務（ISP）4項業務。其中，應用商店、存儲轉發、呼叫中心、國內多方通信及互聯網接入服務這5項業務允許外資100%控股；在線數據處理與交易，外資股比不超過55%；IP-VPN業務外資股比不超過50%。2015年1月，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點全面放開電商領域的外資股比限制。2019年后，上海的試點經驗被復制到其他自貿試驗區。上海市經信委相關負責人表示，2014年至2020年間，上海外商投資電信企業達102家，占當時全國外商投資電信企業數超過36.7%，帶動長三角三省一市的外商投資電信企業數超過全國50%。

作為試點城市中唯一的自由貿易港，海南在基礎設施、交通連接、法律保障、產業孵育等方面擁有巨大潛力。2020年6月，國務院印發《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明確“有序擴大通信資源和業務開放。開放增值電信業務，逐步取消外資股比等限制。允許實體注冊、服務設施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內的企業，面向自由貿易港全域及國際開展在線數據處理與交易處理等業務，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逐步面向全國開展業務。安全有序開放基礎電信業務。開展國際互聯網數據交互試點，建設國際海底光纜及登陸點，設立國際通信出入口局。”今年2月，一諾海南獲批在海南自貿港開展信息服務業務（ICP）。該公司擬繼續申請互聯網數據中心、內容分發網絡、互聯網接入服務、在線數據處理與交易（EDI）等增值電信業務許可，為國際數據中心建設和相關業務運營奠定良好的基礎。

深圳于2020年10月獲得了外商投資電信企業審批權下放的獨有優勢。《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明確，“安全有序放開基礎電信業務。加快放開增值電信業務，逐步取消外資股比等限制。賦予深圳外商投資電信企業的審批權限”。盡管起步較晚，但深圳依托科技產業優勢與政策靈活性，正加速構建與國際接軌的電信業開放規則體系，為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融合發展增添動力。

四個試點城市在增值電信業務對外開放方面的積極探索，不僅為外資企業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機遇，也促進了本地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業內人士指出，電信業高水平開放體系的形成，不僅是中國擴大服務業開放的重要縮影，更為全球資本參與數字中國建設提供了制度通道。隨著試點經驗向全國推廣，中國電信業將在技術創新、產業協同與國際合作中釋放更大潛力，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貢獻“中國方案”。

政策“組合拳”筑牢安全底線

電信業擴大對外開放已成為全球數字經濟融合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一進程不僅推動中國加速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提升全球經濟話語權，更以數字經濟發展紅利為全球合作注入新動能。作為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支柱，電信業開放的戰略價值已超越行業本身。從制度層面看，電信業開放是中國推進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試驗田。從產業層面看，外資企業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與全球運營經驗，為本土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了對標樣本。

然而，在開放的浪潮中，網絡安全風險防控的挑戰仍不容忽視。

如今，業內人士對網絡安全風險和數據安全風險的擔憂已顯著緩解，這與中國網絡安全領域相關法律體系的逐步完善密切相關。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相繼出臺，網絡安全領域的基本法律框架已確定，相關細則也在不斷完善。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落實全面取消制造業領域外資準入限制措施，推動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

在數據跨境流動層面，2022年12月，國務院發布《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展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提出要積極參與數據跨境流動國際規則制定，探索加入區域性國際數據跨境流動制度安排，推動數據跨境流動多雙邊協商等。2023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認真解決數據跨境流動等問題。2024年3月，國家網信辦出臺實施《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規定》，提出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授權，支持其在數據跨境便利化政策上先行先試；同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數字貿易改革創新發展的意見》，提出促進和規范數據跨境流動。在保障重要數據和個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數據跨境流動機制，促進數據跨境有序流動。

一系列政策“組合拳”，既為外資企業在華發展提供了相應的制度環境，又守住了數據安全紅線，有利于實現開放與安全的平衡。隨著政策環境的成熟、市場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形勢的變化，電信業對外開放提速正當其時。王翠林認為，中國電信業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仍面臨網絡安全風險、國內競爭壓力以及監管體系挑戰等問題。未來，需在開放力度、安全底線和創新深度之間找到動態平衡，推動電信業在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實現更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