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中小金融機構改革化險駛入“快車道”，村鎮銀行整合重組案例密集落地。據記者統計，截至目前，年內已有70余家村鎮銀行完成退出注銷，而2025年同期這一數據僅為27家，改革步伐明顯加快。從“村并村”到“村改支”，從國有大行到股份制銀行，一場以“減量提質”為主線、以優化縣域金融布局為目標的深層變革正在加速推進。

整合路徑多元 “村并村”成改革新注腳

近期，天津地區一則“村并村”案例引發市場關注——天津華明村鎮銀行吸收合并天津寧河村鎮銀行，并將其改建為分支機構。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家村鎮銀行均由山東壽光農商銀行發起設立，屬于典型的“同系兄弟”抱團整合。合并后，山東壽光農商銀行的持股比例提升至77.625%，發起行主導地位進一步鞏固。

這并非孤例。2025年7月，江蘇宿遷出現了首次“四合一”大規模整合，沭陽東吳村鎮銀行吸收合并泗陽、泗洪、宿豫三家同系村鎮銀行，并更名為“江蘇宿遷東吳村鎮銀行”。更早之前的2024年9月，石家莊恒升村鎮銀行也完成了對鹿泉、正定兩家恒升村鎮銀行的吸收合并。

相較于直接變成支行，“村并村”模式有何特殊之處？郵儲銀行研究員婁飛鵬分析，這種模式較為少見，通常只發生在同一主發起行旗下。一方面，股權整合復雜、協同效應評估難度大；另一方面，監管部門對存續方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須擁有強勁的資本實力和優良的資產質量，確保能消化被合并機構的風險，不新增隱患。南開大學金融學教授田利輝進一步指出，“村并村”保留了存續方的獨立法人地位，實質上是用法人合并替代機構改建，監管的嚴要求本質上是改革邏輯從“鋪攤子”轉向“強骨干”的體現。

與“村并村”并行的，是更為普遍的“村改支”模式。4月15日，重慶、浙江監管部門先后批復，同意民生銀行收購潼南民生村鎮銀行、天臺民生村鎮銀行，并將兩家機構整體改建為支行。至此，民生銀行年內至少已落地三起“村改支”案例。幾乎同期，交通銀行完成了新疆石河子交銀村鎮銀行的收購改建，該行成為交行旗下4家村鎮銀行中最后一家被收購的銀行，標志著交行已“清空”全部村鎮銀行。

招聯首席經濟學家董希淼向記者表示，將村鎮銀行改建為分支行，核心價值在于三方面：一是降低管理成本，村鎮銀行作為獨立法人需配備完整的董監高團隊并獨立報送監管報表，改制后全部納入主發起行統一管理；二是優化資源配置，主發起行可借此拓展經營區域；三是夯實風控基礎，將村鎮銀行風險直接納入全行統一風險管理體系。

從“化險”到“提質” 改革深化路徑明確

本輪村鎮銀行改革的提速，并非偶然。蘇商銀行特約研究員高政揚表示，當前針對部分中小銀行治理不完善、風控能力薄弱、抗風險水平不足等痛點，監管部門持續壓實各方主體責任，引導行業通過兼并重組優化組織架構，穩妥化解存量風險。在他看來，這一輪整合重組有助于筑牢區域金融安全防線，優化縣域金融服務布局。

上海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主任曾剛則從更宏觀的視角分析了三大動因：其一，風險化解迫在眉睫，部分中小銀行不良資產承壓、資本實力不足，分散化經營模式加劇了風控隱患；其二，政策導向清晰明確，年度重點工作明確提出了減量提質要求；其三，行業經營壓力凸顯，凈息差持續收窄壓縮了盈利空間，整合重組能夠助力機構降本增效。

從短期看，改革必然伴隨陣痛。曾剛坦言，主發起行在改制中需要承接存量不良資產，承擔系統對接、人員調整等改革成本，資本占用也會相應增加。但對原村鎮銀行而言，依托母行成熟的風控體系和科技能力，可以補齊法人治理短板，強化風險抵御能力，同時借助母行資源化解歷史遺留問題，深耕“三農”與小微領域。

展望未來，改革將從“被動化險”轉向“主動布局”。董希淼認為，部分銀行通過“村改支”實現了跨區域網點擴張，這體現了改革思路從“化險”向“提質”的升級。曾剛則預計，下半年村鎮銀行改革將持續深化，呈現明顯的區域分化特征：東部地區側重市場化整合與數字化升級，中西部則重點攻堅存量風險處置，同步推進農信體系優化。

更長遠來看，村鎮銀行行業改革將跳出單一整合模式，朝著多元協同、提質增效方向全面升級。曾剛提出了五個重點方向：一是省級農信社改革提速，推動農信系統集約化運營；二是股權結構持續優化，合理調節國有股權占比，規范民營資本有序參與；三是數字化轉型落地，依托母行科技輸出完善縣域線上服務；四是強化錯位競爭，引導整合后機構聚焦涉農、本土小微等特色業務；五是完善長效風控體系，分層化解不良存量，拓寬資本補充渠道。

婁飛鵬強調，未來村鎮銀行的定位將更加聚焦，從“散而弱”向“精而專”轉型，集中資源服務鄉村振興，深耕涉農產業鏈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可以預見，隨著改革向縱深推進，縣域金融服務格局將迎來一場深刻的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