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實施產業創新工程”，并重點部署“打造集成電路、航空航天、生物醫藥、低空經濟等新興支柱產業”。這是生物醫藥行業首次在國家頂層設計中被賦予“支柱產業”的戰略定位。

多位代表委員及業內專家表示，將生物醫藥作為新興支柱產業培育壯大、發展新質生產力，將有力引導行業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強化原始創新能力，進一步夯實產業核心競爭力，為中國經濟向“新”而行注入強勁動能。

“納入‘新興支柱產業’，充分體現了國家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導向。”全國政協委員、廣東中華職教社主任閻武表示，生物醫藥被納入新興支柱產業，將推動政府出臺更為系統、有力的政策，支持基礎研究與原始創新，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從而加速我國從“醫藥制造大國”向“醫藥創新強國”轉型升級。

“健康國策2050”總編輯梁嘉琳指出，一個產業能夠成為支柱產業，核心在于具備完整的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優勢，以及較強的產業集群與生態帶動作用。目前，我國生物制造產業總規模已超1萬億元，創新藥產業不僅實現自身穩步發展，更帶動了第三方研發、生產、銷售等配套服務機構的崛起。

近年來，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明顯提速。全國政協委員、貝達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丁列明表示，2025年，我國在研新藥管線約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正加速成長為全球醫藥創新的重要策源地。這一成績的取得，既有內生動力，也得益于制度環境的持續優化。

數據佐證了這一蓬勃活力。“十四五”期間，我國累計批準上市創新藥230個。其中，2025年達76個，對外授權交易總額突破1300億美元，雙雙刷新歷史紀錄。GE醫療大中華區總裁兼CEO宋為群對此表示，中國已成為全球AI創新的核心引擎之一，全球超60%的AI專利來自中國。打造生物醫藥等新興支柱產業的部署，讓我們看到中國醫療體系正朝著提質、增效、求實的方向穩步前行。

盡管行業發展迅速，但代表委員們一致強調，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行業仍處于由“量變積累”邁向“質變躍升”的關鍵階段，存在諸多挑戰。

全國政協委員、南方醫科大學南方醫院消化科教授劉思德表示，目前的創新多集中于應用層面，缺乏具有顛覆性的重大突破。與國際制藥巨頭及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在基礎科學的深厚積淀與源頭創新能力上，仍存在明顯的代際差距，亟需在此領域持續深耕與強化。

對于中國目前原始創新仍面臨的差距，丁列明列出一組數據：2024年，我國代表最高創新水平的“首創新藥”（First-in-Class， FIC）僅11個，遠低于美國的43個和歐洲的24個；我國Top20企業的首創藥物管線數量僅為全球Top20藥企的三分之一；我國前20位熱門靶點集中度高達41%，而美國僅為28%，靶點同質化問題突出。

除了源頭創新不足，藥物研發領域的結構性失衡也是制約行業高質量發展的另一大瓶頸。閻武指出，當前我國臨床試驗資源分布存在嚴重的“偏科”現象，腫瘤領域占據了全部臨床試驗資源的34%，而疾病負擔最重、患者基數最大的心腦血管領域僅占4.9%。這種靶點過度集中也為未來創新藥可能陷入價格內卷埋下隱患。

在此背景下，閻武建議，應通過政策干預系統性重塑藥品研發生態。例如，針對心腦血管、兒科、罕見病等領域，可由醫保部門建立相較于腫瘤等熱門藥物更為寬松的續約規則或設立單獨支付通道；在新藥審評中，可對未能展現出較已獲批療法更優療效或稀缺性的同類藥物適當提高準入門檻。

對于如何解決上述問題，丁列明坦言，資本市場往往更關注中短期回報，目前國內醫藥投資基金周期普遍為5至8年，難以提供全流程支持，迫于退出壓力更偏好后期成熟項目，規避早期高潛力項目，影響了源頭創新。因此，他建議多措并舉優化創新生態，強化符合生物醫藥產業特點的投融資體系，培育壯大“耐心資本”，大力發展產投基金和私募股權二級市場基金，為企業提供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務，讓投資者更加敢于投資，創新者更加敢于創新，充分激發企業創新主體作用。

全國人大代表、通化谷紅制藥有限公司董事長趙菁建議，建立醫保、藥監、衛健、工信等部門常態化溝通機制，統籌研發、審評、生產、支付等政策銜接，形成支持創新藥高質量發展的合力。完善創新藥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罕見病藥、兒童藥等符合條件的品種給予市場獨占期，加強首創新藥專利布局與轉化運用保護。搭建面向共建 “一帶一路” 的國家交易平臺，推動我國創新藥標準與國際接軌，鼓勵開展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